伦敦面临着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危险

若布朗驱逐国际资本，受害者将是英国的纳税人

Bloomberg
　　

截止到9月底，英国航空公司在6个月内损失了2.92亿英镑（4.65亿美元），其退休金有37亿英镑的缺口。英航机组人员投票决定圣诞期间罢工以表达不满，这一决定可能会疏远已支付他们工资及资助退休金的上百万乘客。同理，在政府赤字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时，驱逐流动资本及纳税人，伦敦现在面临着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危险。在短时期内尚不会有大批人才离开伦敦。但税收政策用来增加工党的选票而非政府收入这一迹象使得英国民众及金融人士感到担忧。

没有一次税改是果断的，尽管12月9日宣布对银行红利征税引起了公众关注。本报认为纳税人收回银行享有的巨额补贴——政府曾提供低息贷款及担保以使银行能够继续提供贷款，增加资本，而不是将钱发给员工——是很公平的。采用全球协调合作的策略解决这个问题本可以起作用的。但戈登•布朗惩罚有钱人的草率举动似乎尤为笨拙。

但随之而来的忧虑则是被他的征税措施套住的不仅是银行。货币经纪有限公司德利万邦给员工提供迁居海外的机会，以作为反击。此次对银行红利征税，紧随着先前宣布的对高收入者即将实施的50%的高税率，针对在英国居住的外籍人士的税收条例更改以及可能导致边际税率超过100%的养老金监管计划。对于基金经理、保险人，甚至几乎任何一个富有的外国人来说，总的效应就是使得英国的税收政策显得随意，反复无常。

太好了，一些英国选民在布朗的怂恿下可能会这样说。他们已经厌倦了薪酬过高的金融家——特别是外国金融家——的抱怨，认为经济过度受制于银行业。他们说，现在是金融向社会偿还债务的时候了。然而，若对冲基金由伦敦转移到日内瓦去，丝毫不能降低英国金融体系的风险。该风险取决于英国银行的贷款政策，正如最近的这次危机所揭示的，实际上它由政府担保。而且银行不只借给英国居民。危机还显示，从佛罗里达的次级房产到迪拜的办公大楼，英国银行无所不贷。

此外，若一个富有的瑞典人决定搬回斯德哥尔摩，或一个法商回到巴黎（在总统尼古拉•萨科奇税收新政策的鼓励下），以收入衡量，英国只会是受害者。同理，若国外银行将全部或部分业务从伦敦转到纽约或苏黎世，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国外金融家只需在其它地方纳税。来自海外公民在英国旅游、居住或作生意的收入是真正的“暴利税”，因为它使税收增加。即使他们纳的税全是伦敦餐厅大餐的增值税或住在梅菲尔（译者注：伦敦上流住宅区）的公寓所上交的印花税，仍是布朗的额外收入。若他们离开，英国人将要纳的税会更多。

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法规促使英国产生了境外放款业（欧洲市场）。多年来，伦敦通过引进国外做市商（1986年的金融大爆炸式改革）及提供似乎比巴黎或法兰克福提供的更有吸引力的监管体制在此机会上发展起来。其低廉的税制使得全球精英一年中至少有一段时间生活在英国。华尔街银行将大部分业务转移到伦敦金融城（伦敦古代金融区）及金丝雀码头；伦敦成为基金管理及衍生品交易等方面的中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这些事情。伦敦只是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那些银行及商人来伦敦并非因为它其余经济的吸引力。如果他们想立足于大型市场，他们会去美国；若对新兴经济感兴趣，则会去亚洲。这些外国人来伦敦也不是因为这儿的天气或其不堪重负的交通系统。

去吧，带上你肮脏的税款

当然，伦敦不会在一夜间失去金融中心地位。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会仿效它开征奖金税，在美国，国会可以利用公愤对华尔街施压。但如果伦敦要保持其金融中心地位，它需要吸引国外金融家而非将他们赶走。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