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不坏”成最后期待

最近，一位报纸编辑发来一篇文章，听我的意见。文章是一名退休老教授所写，老教授根据他几十年的教育经历，建议恢复“小升初”考试。

几乎不用想，这样的建议，是既不合法，也很不合时宜的。连老教授自己也清楚，《义务教育法》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着，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就近免试入学，更何况，在很多地方，当初取消小升初考试，是作为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的。划片入学、电脑摇号，曾闹得轰轰烈烈。

可是，老教授说，提出这般建议，却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对周围邻居进行过广泛调查的。他列的几条理由，并非全无道理——现今初中小学取消择校，可是择校成为权势、金钱比拼的潜规则；小升初考试取消，升学暗战依据猖獗，学生为获得升学的证书，双休日没完没了参加培训班、特长班，负担更重；择校费变为变相的赞助费，从几万到近十万不等，家庭不堪重负。与其如此，还不如“小升初”统一考试，严格按裸分高低录取进相应学校，这样，择校费真正取消，特长班也没了升学用场，家长和孩子的负担“两轻”。

我不敢说恢复“小升初”考试，学生的负担会更轻，但可以确认的是，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名义之下的素质教育改革，每改革一次，都在增加学生负担；在政府取消择校费的禁令下，老百姓的实际开支反而增加。这种教育发展状态，逼迫人们想起改革之前的旧制度——老教授称之为“最不坏制度”。

确实，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那时各地还实行“小升初”考试，依据分数选拔学生进初中，上好学校凭分数，不走后门，不交钱，也不要拿什么特长证书，那时的孩子，学习压力似乎没有这么重，家庭的教育焦虑也没有眼下这样疯狂——当然，这可能与社会的竞争意识增强，家庭的教育期待提高也有关系——而考试取消之后，各种乱象接踵而至。最近中国青年报报道，名牌小学校长，已成为教育***的高发人群。（中国青年报12月28日）

不祈求更好的制度，而期望回归“最不坏制度”，并不新鲜。对于高考制度，近年来的民间情绪，也是如此。而始于2003年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在推行七个年头之后，也“成功”地摧毁老百姓对自主招生改革的期待，几乎每次我提到自主招生，就有大批网友、读者“求求”专家们不要再提什么自主招生了，高考还不如回到全国一张卷，统一分数线，没有任何加分的时代，这样，录取方法简单，完全看考生本身的分数实力，考试成本小、考试焦虑也小，也至少能维持脆弱的分数公平。

是的，当“改革”沿着上述路径方向发展，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样的改革，除了折腾，毫无进步，所谓素质教育，完全是扯谈，与其如此，还不如守住“最不坏”的底线。对于义务教育来说，政府不推进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却取消择校，实行就近入学，由于事实上存在的校际差异，其结果确实比继续采取考试入学还坏；对于大学自主招生来说，改革强调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却不改革高校的办学体制，不扩大每个考生的学校选择权，其结果必然是基础教育还是坚持应试格局，学生的考试成本增加，考试焦虑增强，统一高考与之相比，面目还可亲一些。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教育部门不知道这种改革的弊端？从老百姓对教育改革的良好期待，到最终期盼回归最不坏的制度，对于教育部门来说，其实并非意味着改革的失败，甚至可以说——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是他们眼中的成功：成功地让大家继续接受政府部门将举办、管理、评价学校的权力掌握在手中：你看，不实行小升初考试，教育局面更乱；大学的自主招生也很不靠谱……最终，“最不坏制度”或成为最终平衡点。

这对教育改革来说，是很坏的结果，真正的教育改革将变得遥遥无期。我不赞同退休老教授的提议，也不认为统一高考是最不坏的制度，与之相反，我认为社会力量应推动政府真正履行教育投入责任，把教育权归还学校，而不是在政府不履行教育责任时采取退让态度，在义务教育均衡问题上，应该对不保障教育投入、不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地方政府，实行问责；在学校的发展问题上，应该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落实每所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不是任由政府部门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空间。更重要的是，每个公民应努力捍卫宪法赋予的平等受教育权。

再放眼教育之外，“最不坏”何尝不是其它领域、其它社会生活的期待？在路上搀扶起倒地的老人，不指望感恩，不被误解为推到老人已是不错；在家中生活，不指望享有社区的温馨，只祈祷同楼的邻居不要乱扔东西，不要收到法院莫名奇妙的传票已经福音；在车上咳嗽打喷嚏，不指望有人给药，给予照顾，只要不被当作甲流赶下车已经不错……“最不坏”成为最后的期待，公民的权益、社会的信任，已在底线之外。